文化讲堂

范敬宜: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

作者:网站编辑 来源: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 2012-02-28 10:47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实录

 

(二00七年七月二十日)

 

 

   主持人:范敬宜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报业前辈,他也是古人所说的“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样样精通。不过他自己却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那么,面对当下的媒体生态,这位从事新闻工作56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哪些心里话要说呢?让我们欢迎范敬宜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范敬宜: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热情邀请,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和刘长乐、喻国明两位老师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已经退役的“新闻老兵”,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

  要改变“荷包鼓了,心灵却饥渴了”这种现状,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也是读着老《申报》、《新闻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成长起来的。5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在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和激励下,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离开了上海,远赴祖国的东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音未改,乡情未了。我尤其对上海新闻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两年前一推出“文化讲坛”,就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在夏天的夜空里,突然发现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此,我每期必读,而且逢人必夸。

  今年5月18日,读了《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之后,我非常兴奋,立刻给尹明华社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同时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和尹社长过去交往不多,通话也很少,为什么这次如此兴奋?除了参加“文化讲坛”的三位主讲人章含之、于丹、敬一丹的讲话确实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回答了让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价值观、新闻观的冲击下,在主流媒体不断遭到质疑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办得更好一些?能不能更受欢迎一些、更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充分发挥它的舆论威力?它的前景是不是像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悲观?

  “文化讲坛”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使我增强了信心,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启发之一,就是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文化讲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就是一个证明。

  我想首先从身边发生的两件小事谈起:

  第一件事是,《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我说,你们必须得把报纸还给我,但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估计是回不来了。(全场笑)

  几天后,我的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症。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第二件事情是,全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徐心华同志退休后,联络了一批刚刚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办了一个茶馆形式的新闻沙龙。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把新闻文化作为沙龙的重要内容,办一个像“文化讲坛”这样的论坛,想请我去讲三课。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大,但是以小观大,可以看到“文化讲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转向刘长乐)这是你说的话吧?(全场笑,刘长乐点头微笑)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实现这种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关键是要依靠它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看,每当经历了某种潮流的冲击,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冷静的反思,并由反思产生另一种饥渴。

  对目前出现的“文化热”,社会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好、称赞,也有的说这是“虚热”。我想,即使有的地方是“虚热”,也总比“不热”要好。北方农民有句谚语:下雨就有露水。在农作物最干渴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露水也是好的。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四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一个月前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行专题讨论,让他们给“浮躁”下一个定义。

  后来他们下了好几个定义,有两条还成形一点,一条是“浮躁是指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过高、过早、过急、过多的欲望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比如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工作,就想着要有房子,有汽车,有多少收入,这种过早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一种浮躁的心理。还有一条是,“浮躁是指,在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但是又不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两个定义多少沾一点边,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做,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余束发”是谁,“范长江是小品演员”,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悲哀。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似乎相对滞后。比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讨论新闻的专业职称评定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公开提出“新闻无学”,反对把新闻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

  在媒体,评价一位编辑、记者水平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人文笔还可以”。这个“文笔还可以”,实际上是一种似褒实贬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只会耍点笔杆子,有点小聪明,政治上并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到现在都还存在。

  全国有那么多的新闻奖项,但似乎没有多少特别强调受奖者的文化修养。包括全国性的奖励在内,“业务能力”主要是指写作能力,并不强调综合文化素质。这从某种程度上给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某种导向,使他们以为从事新闻工作用不着多少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用不着读多少书,也用不着在新闻写作上下多少功夫,反正写什么只要按照某种模式,在网上“扒”一点,文件上抄一点,再加上点例子,穿靴戴帽一番,豪言壮语几句,就可以很顺利地通过,甚至博得“出手很快”的表扬。

  所以,现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可见令人生厌的文字。比如说评论,大家可以找找报纸、杂志看一看,会发现很多固定模式。比如写“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段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根本;第二段:什么什么是什么的关键;第三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前提;第四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基础。还有比如,要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凑对仗,搞排比。还有板着面孔的“必须强调”、“应当指出”、“毋庸置疑”等生硬的词汇。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由于缺少文化知识而造成的笑话。举个例子:“你的家父”、“他的乃父”,(全场大笑)“你什么时候到我府上来串串门?”自己家怎么能称作“府上”呢?(全场大笑)“乃父”不是指你的父亲,而是父亲的自称。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尔其无忘乃父之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里的“乃父”、“乃翁”都是老人的自称。

  还有一个文化人给我写信,一开头就说,“敬宜愚兄,你好”。(全场笑)有一位编辑要我给他编的书写一个序言,要求用文言文写。我的第一句话是:“余束发受书于太仓唐文治先生。”意思是我在很小的年龄,头发刚刚梳起来的时候,到唐文治先生那里受教。结果他看完了说很好,最后问,这个“余束发”是谁?(全场大笑)最近还有一个面对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测验问,“范长江是谁?”有学生答:范长江是小品演员。(全场大笑)还不止一个学生这么写!

  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很悲哀。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

  提高文化修养,加厚文化底蕴,首先就是要读书,读好书,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好书。多读书不仅能改变人的知识结构,还能改变人的内涵,改变人的风貌和精神世界。古人说过,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言语无味。

  没有文化知识,不读书或者书读得少,不仅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缺陷,就是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书法家沈尹默,他的书法在北大当讲师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名气了,可当时北大校长看了他的字,有四个字的评价,叫“其俗在骨”,意思是他的字缺乏文化底蕴。这对他是很大的刺激,后来他就努力读书,逐渐形成了典雅的风格。

  特别要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懂一点艺术。艺术归根到底是处理矛盾的手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要求处理好强与弱、深与浅、浓与淡、快与慢、高于低、刚与柔、轻与重等等的关系。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文化人往往不如一些科学家深刻。比如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周培源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发表过一些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关系的精辟观点。钱学森曾为此大声疾呼。记得1991年国家给他授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今天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这样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蒋英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擅长花腔女高音。钱学森说,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使我懂得了人生,使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去年春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拜访他,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对我说,现在歌手的学养太差。拼长相,拼嗓子,最后拼来拼去要拼的是文化。一个歌手有没有文化,一张口就能听出来。文化是潜移默化融会在血液当中、灵性当中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遗憾的是,新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来表达这样一种感悟。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在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正在逐步走出怪圈。只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走对路,走正路,他们一定会跨越时空造成的文化断层。我对此并不悲观。

  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由时间来弥补,不能用浮躁的方法来解决。

  2000年以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有一位大学生曾经很诚恳地在信中对我说,希望学院能增加人文知识的教学。他说:“我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水木清华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古老优雅的建筑,而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那样又深又广的知识海洋和文化积淀。”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比如一个玉米要150天成熟,但关键的时候是在60天到80天,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我常常说,我们年轻人的脑子像一张宣纸,滴一滴墨就会全部渗透吸收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脑子就变成一张蜡纸,滴水不透了。(全场笑)从过目不忘,到转身就忘;从来日方长,到去日苦多,中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所以,希望年轻同志们静下心来好好做点学问,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打得牢牢的。

  最后我写了几句“歪诗”:

  生命之树长青,

  文脉之源永恒。

  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的年轻人。

  我虽然老了, 还想抖起精神和你们一起好好拼一拼!

  这里第三句的著作权是属于刘长乐先生的———特此声明!(全场笑,鼓掌)